人民日报仲音：三年抗疫，中国价值彰显初心恒心******

　　三年抗疫，中国价值彰显初心恒心

　　仲 音

　　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诊疗情况日监测、日调度、日报告制度；扩充120转运能力，增加电话接听坐席，做好重症患者的转诊和转运工作；对农村地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落实包保联系制度……春节期间，大批抗疫工作者坚守一线，为人民群众筑牢健康防线，用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成为我国抗疫实践的生动缩影。

　　“生命重于泰山。”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我国制定疫情防控政策的首要考量，也是衡量疫情防控成效的重要标准。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应对了全球五波疫情流行冲击，避免了致病力相对较强的原始株、德尔塔变异株等大范围流行传播，这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实属不易。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询问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发热门诊接诊、重症救治、药品配备和患者康复等情况，仔细询问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福利院生活和医疗条件、疫情防控和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声声关切，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深深牵挂，彰显了我们党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初心与恒心。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中国三年抗疫的坚定遵循，是中国伟大抗疫斗争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亿万人民的庄严承诺。“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面对疫情延宕，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从严从细筑牢疫情防控屏障，经受住一轮又一轮严峻的疫情考验；集中收治的新冠患者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全民免费接种疫苗、新冠治疗药物纳入医保，国际医学期刊评价“巨大公共卫生投入，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从突发疫情应急围堵，到常态化疫情防控探索、全方位综合防控，三年抗疫，我们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全力保障了人民生命权、健康权。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数连续两年出现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提升了6位。

　　综合评估病毒变异、疫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基础等因素，今年1月8日起，我国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乙类乙管”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将防控重心从防感染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各地区各部门全力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增加相关药品供应；通过上级医务人员下沉、巡诊、组建流动小分队等多种形式，增加基层医务力量；对老年人、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提供分级管理和服务……积极应对、主动作为，疫情防控措施因时因势优化调整，各项工作细而又细、政策措施实而又实，构筑起保健康、防重症的坚实防线，为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回顾三年抗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既是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也是保持战略主动的力量之源。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切实做好重点机构、重点单位、重点人群的防控，统筹各种医疗资源，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补齐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短板，就一定能呵护好亿万人民的生命健康，最终赢得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