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广西德保：以文化之韵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近年来，德保县聚焦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把文旅融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注重民族文化的挖掘与传承，下大力气打造民族文化特色品牌，深入挖掘本地传统文化，聚焦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注重以文惠民、以文兴业、以文塑旅，加强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乡村文化旅游公共服务，因地制宜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以源远流长的乡村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资源与精神动力，为乡村振兴赋能聚力，绘就了一幅“诗和远方”的美好画卷。

　　以文惠民

　　夯实公共文化基础助力乡村振兴

　　德保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常年开展文化进万家暨戏曲进乡村文艺巡演活动、党史学习教育“百场文艺演出大家赏”活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通过“送戏下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外，依托南路壮剧、德保壮族山歌、壮族舞蹈等，创作了一批高质量且接地气的舞台艺术作品，每年下基层开展文艺演出。目前全县共有专业剧团1个、业余剧团48个，传统剧目15本，有古壮字（土俗字）抄本150本、创作剧目52本，专业剧团每年演出100多场次、业余团队每年每团演出450场左右。

　　同时，德保把公共服务嫁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配备了文化专管员队伍，主要负责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图书室图书管理和分类及读书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等工作，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目前，全县已建成村级公共服务中心186个，服务中心各配备一名公共文化专管员，12个乡（镇）文化站均配备一名专职管理人员和一名文化协管员，确保各类文化体育活动正常开展。

　　近年来，德保加强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建设，通过开展“三区”人才文化志愿者的招募工作，共招募文化志愿者约30人/次。同时针对各个定点服务村制定文化服务“菜单”，开展广场舞、南路壮剧培训演出、民间民俗活动等。2021年累计开展各类文化服务工作240次，服务基层群众约7000人/次。

　　同时，通过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展示活动，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积极开展非遗进景区、非遗进乡村等活动，丰富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目前建成德保县马骨胡艺术传习基地、南路壮剧传习基地、麦秆花篮传习基地等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基地，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达10项。

壮家妇女展示土布技艺

　　以文兴业

　　转文化资源优势为产业发展动力

　　近年来，德保县充分挖掘乡村文化底蕴，深挖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以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为载体，对接产业发展、品牌培育等需要，寻求机遇、寻求产业兴旺的新路子，形成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着力绘制生态环境美丽、生活富足、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的美好图景，助力乡村振兴。

　　在历史长河中，德保矮马一直是皇室贡品，同时德保矮马的历史与多位历史名人相连。德保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融合矮马文化、乡土民俗等特色文化，投资11亿元打造矮马王国项目，开发各类旅游产品及文创商品，开展亲子体验、社会实践、主题营地、户外拓展等研学旅游活动，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文旅体验，培育矮马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德保矮马王国在园区内建立德保矮马博物馆，展示德保矮马的起源、历史、发展进程，重点展示德保矮马与名人的故事，体现德保矮马文化，向社会展示德保矮马，提高德保矮马品牌影响力。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景区游客接待以区内游客为主。景区自2020年7月正式开业运营以来共接待游客9.9万人次，收入合计630万余元。

　　2019年，德保县荣获“广西马骨胡艺术之乡”称号，并以此为契机深入实施打造马骨胡艺术保护传承基地、培育壮大人才队伍、倾情发展打造马骨胡文化产业品牌，全面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开发，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提升互学互鉴、共谋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奏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曲。成立少儿马骨胡培训基地、马骨胡艺术中心、马骨胡协会，建立了“中心+基地+传承人”的非遗传承保护体系，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进农村等活动，推动马骨胡文化传承与发展。

　　此外，该县通过实施建设一个中心、打造一个基地、出版一本教材、培育一支队伍、发展一大产业“五个一工程”，倾力打造壮族马骨胡文化品牌。目前，全县马骨胡艺人有166人，最小的10岁，最年长的70岁，学习者几乎覆盖各个年龄层。

德保矮马马术方阵

　　以文塑旅

　　以文化资源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在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德保县不断探索工作新思路、新模式，注重优势文化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延伸旅游产业链，丰富文旅新业态新体验，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德保县那温村按照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以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为切入点，先后荣获“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乡村治理示范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全区农业农村休闲旅游示范点”“五星级乡村旅游景点”“广西十大最美乡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等称号。

　　那温村注重以德养村，传承传统文明文化底蕴。注重对道德文化的挖掘，该村围绕“温”字深挖文化潜动力，概括出温毅、温俭、温信、温厚“四温”精神，打造60米那温文化墙宣传那温文化，通过开展最美脱贫户、最美致富带头人、最美婆婆、最美媳妇、最美乡贤和优秀共产党员“五美一优”评选活动，寻找“最美那温人”，用“身边好人”的榜样力量感召引领，促进那温文明和谐发展。

　　此外，那温村民俗风情丰富，山歌对唱、“二月二”龙头节、手工舂糍粑等民俗活动长期保存，那温屯草编、藤编等民俗产品小负盛名。通过新建戏台、民族文化广场、农家读书角、篮球场，绘制具有民俗风情的墙绘，借助传统节日组织群众开展跳竹竿舞、篮球比赛、垂钓比赛、舂糍粑、蒸五色糯米饭等互动性强的文娱活动，让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具有特色的墙体绘画与民居整体颜色土黄色的外墙紧密融合，加上极具民俗特色的文娱活动，不但持续提升村庄文化氛围、文化品位，还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的新风貌，形成了乡村旅游助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风文明的发展新气象。

　　德保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环境宜居。近年来，德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大力实施“旅游旺县”战略，坚持把文旅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精心培育，积极融入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大格局，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明显加快，旅游品牌持续提升，逐渐形成旅游业引领多行业发展新格局。县城半径10公里范围内环绕着4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1个国家水利风景区、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德保县还先后荣获“中国优秀生态旅游县”“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百强县”“中国十佳生态休闲文化旅游县”“中国十佳最具投资潜力旅游县”“中国最具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县城”、2020年“广西避暑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 （本文图片由德保县委宣传部提供）（莫超驿 黄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