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
▲本文作者章新新(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作者：章新新(中新社原社长)
网络常说的“强迫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中新网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上官云)“这下我的强迫症被治好了”……如今，类似的话题在网络上并不少见。还有人说，看到提示“99+”未读信息，总有点开的冲动，调侃自己“是不是得了强迫症”。 浙江省台州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包祖晓认为，这种调侃之所以在网络上流行，主要是因为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在生物学界是普遍存在的，会随着文化及历史变迁而变化。 而且，人们有时候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有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多产的作家和“一根筋”的音乐家等等，其自身都具有一定的“强迫症”的倾向。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或许，它并非一无是处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似乎不时会遇到具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他们往往将大量的精力投注到那些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上，努力使之趋近完美。 例如，看到桌子上的物品排列得不整齐，他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舒服，于是产生把它们摆好的冲动念头和行动。周围的人则会开玩笑，说这些人有点“强迫症”。 这类调侃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包祖晓介绍，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强迫症或许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可能在人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例如，强迫行为的主要表现清洗、清洁、检查等在过去都可能是生活的策略，是早期人类或是更古老时期的哺乳动物赖以生存的自我保护习惯。 再如，梳洗行为可以巩固群体内部的联系，防止疾病；对后代、配偶、领地和储备加以检查则能保障安全。 简单的说，“为了心理的宁静”是这种调侃发生的背后动因。 医学范畴的“强迫症”是怎样的？ 跟社交媒体所说的调侃式的“强迫症”不同，精神医学范畴中的“强迫症”，是指以强迫观念、强迫冲动或强迫行为等强迫症状为主要临床相的一类神经症性障碍。 包祖晓简单概括了它的特点，即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反强迫并存，两者强烈冲突使病人感到焦虑和痛苦。 此外，病人体验到观念和冲动来源于自我，但违反自己的意愿，需极力抵抗，又无法控制；病人也意识到强迫症状的异常性，但无法摆脱。 它的常见的表现形式有：怕脏和怕被污染强迫、责任和检查强迫、完美强迫、顾虑强迫、过度关注强迫、囤积强迫等等。 从行为主义角度说，强迫症是一种对特定情境的习惯性反应。强迫行为和强迫性仪式动作被认为是减轻焦虑的手段，但仅能暂时减轻焦虑，从而导致仪式行为的重复发生。 依照精神分析理论的提示，强迫症的形成与成长过程中的不良教养方式有关，正所谓“习惯的锁链一直难以察觉，直到它变得难以打破”。 对生活的影响有哪些？ 顽固的“强迫症”会对生活有哪些影响？ 包祖晓说，医学上所说的强迫症对患者的生活和社会功能影响较大。如果有人把强迫比作“心魔”，或许并不是夸大其辞。 这是因为强迫症患者在深受侵入性思维折磨的同时，还由于害怕自己身上被贴上种种负面标签而选择守口如瓶，独自咀嚼着无边的苦涩。 也就是说，他们很容易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强迫思维-强迫行为恶性循环的沼泽，始终难以走出焦虑、恐惧、挫败的境地。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受访者供图包祖晓曾经遇到过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一位强迫症患者，自知种种重复行为没必要，但控制不了。家人的责骂让他更家烦躁，学习成绩下降，经常头晕、心慌。近日脾气越来越暴躁，无故踢家中东西、扔物品，大声吼叫”。 如果发现孩子有“强迫症”倾向，父母首先需要做的是带孩子去就医。要知道，强迫思维不能用讲道理和意志力去对抗。父母平时要避免说类似“叫你别多想，你还要想”等等，往往会适得其反。 “强迫症就像一种虚假的火警。当强迫症患者有一种强迫行为或可怕的想法时，就像有人在他脑袋里拉了一下警报器。然而，周围并没有危险的东西。”包祖晓认为，父母应该在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下协助孩子进行对强迫行为的矫正。 职场也有“强迫症”？ “强迫症”仅仅存在于家庭生活中吗？其实也不是。 包祖晓介绍，职场上的“强迫症”主要表现为对关系方面的过度关注。例如，对任何与关系有关的事物进行心理回顾等等。 简单来说，就是过度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当两个人交往谈话时，担心自己是否说错话了，事后会反复回忆说过的每一句话。 对此，采取唱歌等娱乐活动来宣泄情绪不是良好的处理方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长远看，反而可能会加重症状。 《平息战斗：心理医生教你摆脱强迫的折磨》一书中提出，接纳、停顿和专注、旁观和标示等正念技术适合强迫症患者的自我疗愈。 “简单的正念操作方法，第一步是接纳，正常看待当下出现的所有感受和现象；第二步是重新聚集，主动地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专注对象上。”包祖晓称，第三步则是持续地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照身体行为和心理感受，但不要过度用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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