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见闻）台湾青年的团圆春节：盼两岸交流更顺畅******

　　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台湾青年的团圆春节：盼两岸交流更顺畅

　　中新社记者 张晓曦

　　今年农历春节，是很多人期盼已久的团圆年，长年在大陆打拼的台湾青年返台过年，与亲友重聚。他们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未来两岸交流更顺畅、往来更便捷。

　　张毓中：与家人团圆 品尝家乡美食

　　来自台湾台中的张毓中，是一名“北漂”青年。前两年由于疫情，他留在北京过春节，今年终于有机会回乡与家人团聚。

　　“我们会贴春联、放鞭炮、发红包，也会去庙里走走，但年夜饭可能有些不同，比如在台湾我们会吃一道菜叫乌鱼子，是风味比较独特的美食。”张毓中说，在北京过年时也会与朋友约着一起吃台湾菜，但回到家乡品尝当地美食的感受仍不可替代。

　　除夕夜，张毓中和家里的亲戚朋友聚餐，享受来之不易的团圆。春节假期，他和家人外出旅行。“其实我想在家里待久一点，但我妈有点‘憋得慌’，那就一起出去走走。”

　　在张毓中看来，今年的春节年味特别浓，有一种“全球华人大团圆”之感。不仅他从大陆飞回台湾，很多小时候的朋友也从美国、加拿大或其他地方回到家乡过年，大家难得相聚。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再加上台湾天气很好，大家聚在一起，氛围很棒。”他表示，假期过后，他会继续留在台湾一段时间，之后会返回大陆，继续自己的工作，“希望到时航班会更加顺畅，”他说。

　　郭雪筠：为父母包红包 发现有趣差异

　　“台北女孩”郭雪筠在北京过了几年春节后，今年终于回到家人身边。“见到家人总是会很开心的，就是那种很熟悉的感觉，我也会赶快去看看台湾现在便利店在卖什么、现在流行什么餐厅。”

　　过年从北京飞回台湾，郭雪筠的行程总体顺利，但因为不少在大陆工作的台湾朋友都选择过年回台，往返两岸的航班价格较高。

　　“因为我家不是那种很传统的家庭，就是除夕大家吃个饭。”郭雪筠表示，但是，今年她特别为父母包了红包，以表孝心。

　　“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台湾我们是会包红包给父母的，但是在大陆好像不是这样。”她也曾和朋友交流过，发现台湾约定俗成是工作之后为他人包红包，并会向长辈表示心意，但在大陆红包似乎较多是给晚辈。

　　郭雪筠还表示，台湾有很浓厚的过年气氛，春节期间很多店铺都关门，外面的鞭炮声很多，年夜饭也吃得比平时更丰盛。

　　她也观察到了一些变化，包括在街上会遇到更多人谈论在大陆的工作、生活，逛夜市也会发现有商贩在卖大陆零食。

　　假期过后，郭雪筠就会回到北京。“两岸关系很密切，所以交流的需求也很高。”她说，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互相交流的机会，也希望航班可以再多一点，让大家出行、回家方便。

　　黄柏翔：过温暖春节 盼往来顺畅

　　在北京从事金融租赁相关工作的黄柏翔，过年回到了故乡高雄。他十分兴奋，“我在大陆工作，能够回来看看父母，体会一下台湾的年味，心情是蛮高兴的，家人见到我也都特别开心。”

　　“台湾南部天气比较温暖，年味也很浓，过年会去庙里‘拜拜’等。像我家人也会一起吃年夜饭、看看电视节目，其实和大陆蛮像的。”黄柏翔说。

　　除了与家人团聚，黄柏翔这次回到台湾也见了不少老朋友。“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大陆，包括旅游、工作等等，我看到很多人对两岸交流是很期待的。”他说。

　　黄柏翔也告诉记者，这次回台湾，航班比以往更紧张、机票价格也更高，但购票过程还算顺利。“希望今后可以多开一些航班，方便两岸之间的往返。交流、沟通更便利，总是个好事情。”(完)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